陈季冰
我的工作不需要“朝九晚五”，所以我经常在非高峰时间坐公交。
自从2008年元旦起，上海实行70岁以上老人在非高峰时段乘坐公交车和轨道交通免费政策以后，我发现公交车里多了成倍的老年人身影。几个月观察下来，我还渐渐发现，经常会有相互认识的老年人在不同站点先后搭乘同一辆公交车。他们一上车便亲热地打招呼，那种丝毫不吃惊的自然神情告诉我，他们不是事先约好的，就是因经常这样“巧遇”而习以为常了。
当初政府推出这条政策的初衷，显然是为了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但或许谁都不曾事先想到，它还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有效地增加了上海老年人的户外活动量。正因为这一点，我相当反感坊间一些人用“上海小市民就是爱占小便宜”之语，来揶揄老年人坐车增多现象的说法。老年人外出活动的显著增加，也许造成了一些交通和安全压力，但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却是大有好处的，尤其是在家庭日趋小型化，祖父孙辈很难“同堂”相处的今天。而对上海这个日益老龄化的城市来说，我们长辈的健康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福气。且不说延续光大民族的传统孝道，仅仅算一笔“社会成本”账，它也是很划算的。此外，它还给我们一个启示：今后政府想要鼓励或抑制某一种社会行为，是不是可以把功夫用在题外呢？
不过，我也想给决策者提一个醒：政策是会改变人的行为的，因此在制定政策之时必须十分周全地考虑到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经常听官员们说“政策要有前瞻性”，他们一般指的是，要为高速变动和发展中的社会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我却认为，这种“前瞻性”的首要考虑，恰恰应是政策所引起的行为变化。假如政府规定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今后看病配药全部由社保“埋单”，那么我敢肯定地说，全上海7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病人”。这仅仅是一个极易判断的基础模型，有些政策变化可能引起一连串难以预计的复杂连锁反应，甚至完全走向政策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例如在资本市场，频繁的“政策救市”会强化投资者（投机者）对“救市”的预期，一旦股市处于下降通道时，政府未能及时救市或救市政策的力度达不到投资者（投机者）预期，股市就会出现一泻千里的非理性状况。
此外，政策改变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又会改变这项政策的推行成本，最终影响到政策的执行本身。仍以“七旬以上老人公交免费”政策为例，假设有关部门在出台这一政策前静态地以目前全市公共交通运量中70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例，来估算收入减少的数额，进而依据它对公交行业提供补贴的话，那么半年后的今天，也许会发现，实际收入减少至少比最初的静态预估翻了一番。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政策的“前瞻性”呢？我认为，政府在制定任何一项政策时都应当广泛地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尤其要认真听取政策直接针对的那部分人群的意见。这才叫真正的“以人为本”。很多时候，政府很想为老百姓办好事，但老百姓自己的想法也许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一大堆数字和文件的官员的想法不一致。希望那些官员不要动不动就心生“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委屈，每一个人，只有他自己才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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