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征 梁丹妮
35.冯远征：我把自己设计成了“娘娘腔”
我在片中饰演一个清朝遗老遗少式的人物，精神出了问题，招呼一帮工人到“百花深处”胡同帮我搬家，到了目的地，看到的却是一片坍塌的围墙和拆迁后的废墟，还有一棵孤零零的树。工人傻了，我却认真地带着他们在空地上转悠，一一指点：这是门楼，这是影碑，这是床，这是鱼缸……当我在地上捡到一个铃铛里的荡子，欣喜地叫他们来看：“我们家过去挂着个铃铛，晚上风一吹，好听着呢。”
冯导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让我“就照那个来”。我和范伟略微一合计，开始试戏。范伟演的胖子是一个结巴，这段戏几乎全是他的特写镜头。我们俩戴着头套一出场，现场的群众演员就哄堂大笑。当范伟说到“等……等……我先劫个色。IC卡、IP卡、IQ卡……统统告诉我密码”，一车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冯导下令：“不许笑！严肃点儿，拍戏呢！”
试了两次戏以后，我发现，范伟台词本来就多，他还越演越尽兴，越结巴越起劲，“枪”不说“枪”，都说成“Kiang”了。我也急了，不能再按“正剧”发挥，第三次试戏，我把自己设计成了“娘娘腔”，对着一车嘲笑范伟“没有IQ”的乘客伸出兰花指，女里女气地说：“严肃点儿，不许笑，我们这儿打劫呢！”
据说，这段戏给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除了“IC、IP、IQ卡”，就是我的“兰花指”和“严肃点儿，不许笑”了。刘若英起初并不认识我们，强忍着笑演完，问冯导：“这两个人是哪里来的？简直太好玩了！”
但是我一直没告诉朋友《天下无贼》里有我，就那么一两场戏，哪儿好意思说啊？有几个朋友在广告里看见我了，就买票进了电影院，看了一半也没见有冯远征什么事儿，觉得自己上当了。这时候，冷不丁就看见我蹿出来“打劫”，居然还是个娘娘腔。
那段时间我经常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最逗的一条就是：“我现在坐在电影院的地上给你发短信，我已经乐得起不来了。”而那年春节，最火的贺岁短信之一就是：“严肃点儿，不许笑，我这儿拜年呢！”
我觉得，冯导之所以坚持拍这场戏，是他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喜剧情结”在起作用，不让他拍喜剧，他有劲儿没处使。一胖一瘦两个笨贼，“一点儿技术含量也没有”，却跳上车去打劫，尽管他们的出场时间很短暂，但人物是有命运感的。这部片子“不是喜剧”，但是几分钟的“打劫”却是一种高级的喜剧。
梁丹妮：幸福在哪里
曾有这么一首老歌：“幸福在哪里？它不在柳荫下，不在温室里，幸福在你晶莹的汗水里，幸福在你闪光的智慧里。”非常朴实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年轻时对人生的理解和憧憬，在那个理想主义闪光的年代里，“幸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
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好了，心思倒日渐迷茫了。有一些二十多岁的男孩女孩问我：“姐姐，像我们这样老大不小了，住的地方都没着落，哪儿找幸福啊？”不要说年轻人不明白，就是中年人也越活越糊涂，有时候朋友之间互相聊起来：“挣钱就幸福吗？有戏拍就幸福吗？”我和远征却很喜欢我们的朋友任鸣说过的一句话：“守着相爱的人，做着心爱的事，就是幸福。”这句话，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不过时。
没钱的滋味，我尝过。前夫出国的时候，我为了支持他，把我们俩多年的积蓄都让他带走了，家里家外就剩下200元钱。怎么过日子呢？我只好出去给人家演戏，演一个短戏能拿到几十元钱的片酬。有时候，人家给我100元钱，我就去给自己买双鞋，买点儿好吃的。连续好几年，我连一瓶“易拉罐”都没喝过。
父母对我的状况一无所知，给家里打电话我永远“报喜不报忧”。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理应享受特别的娇宠。而我4岁以前是在外婆家长大，9岁又当兵离家。比起一直在父母身边的哥哥和弟弟，我觉得自己只是这个家的过客，不愿意也不习惯让他们为我担心。直到后来我迫不得已离开北京，回到广州，有一天突然忍不住了，在自己的房间里放声大哭，爸爸妈妈听见了，才多少明白了点儿我那些年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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