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贡祺
旧档新读 现代布店业小史
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丝绸和茶叶是中国主要出口商品，而洋布是进口商品的大宗。由于棋盘街(今河南路、九江路、汉口路等一带当时称“棋盘街”)是进出租界和老城厢的主要通道，所处地理位置优越，加上贩卖洋布又是赚钱的买卖，于是有不少商人在棋盘街开起洋布店。棋盘街也就成了现代布店的发祥地。
1912年8月18日，丁丕山和柴宝怀二人合伙在小东门大街(现方浜东路102号)开出“协大祥布店”，开创了现代化布店的先河。并且由“协大祥”而产生“宝大祥”和“信大祥”。从此，“三大祥”叱咤风云，控制了上海的棉布零售业市场。
然而随着现代服装工业的兴起，棉布零剪业日益萎缩以至濒临消亡。昔日门庭若市的“协大祥”和“宝大祥”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作为“三大祥”小弟弟的“信大祥”，早在1956年6月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兰州市商业，更名为“兰州信大祥布店”，成为当时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布店。
耳闻目睹 严格的店员规则
我1945年进协大祥学生意，三年后满师一直做到解放后60岁退休。所以，我对协大祥的情况比较熟悉。我先来谈谈协大祥的店规。
协大祥在上海棉布同业中，素以管理严格著称。它有一套完整的“店员规则”，对职工的文娱、居住、休假、饮食等都有限制。违犯了店规要照章处罚。对于学徒管理更严。职工对业务工作要绝对服从经理指挥，不得违抗。协大祥采用“洋号”制（即逐日营业员的销货金额记录簿，累积至月底总结，以积数多寡作为奖金的等次标准）。这种工资制度使职工竞争业务，并用“特奖”（如果1个月内不请假，另有奖金）办法使职工不请假甚至带病工作。
协大祥门市营业时间，夏季长达16个小时，冬季也有14小时之多。负责管理商品的营业员，在营业终了后还要做整理结束工作，或加货准备工作。学徒担任的杂务工作在业余时间进行。批发打包在秋冬季出生意时,往往要工作到半夜甚至天亮才能去睡觉。
协大祥所制订的“店员规则”是棉布业最早用文字写成条款的。从1919年到1937年，店规增至117条。到了1947年，店规又增加到166条，内容包括：工作规程、人事制度、奖惩办法、保卫章则、福利设施等等。这些店规，主要用来约束职工和管教学徒。直到上海解放后，这些店规才全部作废。
再谈谈协大祥与同业竞争手段，协大祥在进货、销货、经营方法上另有一套手段与同业竞争。一是当时同业们都采取“暗码标价”，而协大祥针锋相对提出“真不二价”，实行明码标价，采用敞开式陈列。同时还以“薄利多销”作为号召以吸引顾客。二是协大祥在包布纸上印“足尺加一”为号召，后来，宝大祥也学协大祥在包装纸上印上“足尺加一”。协大祥又马上改为“足尺加二”，而宝大祥也马上改为“足尺加二”；协大祥又立刻改为“足尺加三”。宝大祥就不敢再“足尺加三”了。但我知道，足尺是真的，加放是假的。因为所加之数早已打入标价之内。这种所谓“足尺加几”的做法，直到解放后（1951年10月1日起），全市才统一废除放尺陋规。一律实行平尺平价。
协大祥凭其资金雄厚，遇厂商或洋行有某种产品为别家所无，往往采用全数购进，以垄断货源，牟取暴利。在同业遭到排挤歇业出清存货时，或在批发字号、厂商的底货急于脱手时，往往杀价趸批购进，然后分别好次出售。在抗战以前，为迎合顾客“好货高价”心理，将同等商品划几种价钿，遇顾客买货时只听价钿不识货，就临时把价格提高。另有削机头冒牌出售的方法。
协大祥进货方式随货而定，小批量向批发字号拆货，大批量直接向洋行或工厂进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纺织工业发展，协大祥用投资设厂、定织定染、发料加工、包牌销售、包机生产等方式组织货源，高中低商品同样重视。协大祥还一贯以“货真价实”作标榜，不做广告、不搞大减价为号召。认为付出一笔广告费，不如直接便宜顾客。这些经营手段，同行望尘莫及。
◆殷志涛（协大祥退休老职工）
过眼云烟 “三大祥”的恩恩怨怨
老上海不流行穿“现成”的衣服，人们身上的衣服往往是从布店买来做了穿，因此，老上海人对布店有着特殊的情结。解放前，“三大祥”(协大祥、宝大祥、信大祥)的营业额占全市零售布店的三分之一。它们自己设计花型、规格，直接向工厂定织、定染，并向纺织厂投资，以操纵工厂经营大权。由于资金雄厚，备货充足，花色齐全，店堂宽敞，既可陈列大量商品，又可容纳大批顾客，加上五花八门的经销手段，中小型同业很难与之争衡。“三大祥”的兴衰好似上海现代商业史的一个缩影。
壹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三大祥”虽然是同一“母”所生，但兄弟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有说不尽的恩恩怨怨。“三大祥”中最先问世的是“协大祥”。创始人丁丕山、柴宝怀原先是“日新增洋货店”的职员，后来“跳槽”合伙开设“协祥洋货店”。当时的洋货店，都以经销洋布为主，“协祥”也不例外。但丁、柴两人目光远大，认为随着辛亥革命胜利和清王朝被推翻，国人的衣着将趋向洋化，棉布零剪业前途无量，生意稳当，利润丰厚。于是筹集股金12000银圆，于1912年8月在小东门大街(今方浜东路102号)开设“协大祥布店”。
丁、柴两人善于用人。当得知“协成乾洋货店”的账房先生孙琢璋是把经营好手，就动脑筋把他“挖”了过来。并委以经理重任。孙琢璋有言在先：“叫我当经理要有职有权，商店的经营权由我说了算数，你们两位老板不得插手。”丁、柴表示同意。
孙琢璋果然是个经营人才，他首创“明码实价”、“足尺加一”等促销手段。店内实行“洋号工资制”，即逐日记录营业员的销货金额，累积到月底总结，以积分多少作为工资、奖金的依据，大大提高职工的积极性。由于孙琢璋经营有方，到了1922年，协大祥在十年中净赚了166000银圆，资产增长了23倍。春风得意的孙琢璋此时野心毕露，已不满足做小股东(他只有协大祥百分之一的股权)。于是利用股东间的矛盾，把丁、柴两位创始人挤出协大祥。
丁、柴两人咽不下这口怨气，发誓要挤垮协大祥，就接二连三在协大祥周围开设四家“宝大祥布店”。孙琢璋原以为丁、柴已赚足银洋，不会东山再起，想不到对方老谋深算，居然把协大祥团团包围。于是他来个“反包围”，在金陵东路、金陵中路和西藏南路连开三爿协大祥分店。同时又暗中出巨资，唆使店内职员丁大富在宝大祥对面开设“信大祥布店”。但信大祥的经营权全部操纵在孙琢璋手里。后来，丁大富摆脱协大祥的束缚，把信大祥开到南京东路，营业额蒸蒸日上，协大祥看了眼红，也到南京东路开分店。宝大祥也紧紧跟上。这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三大祥”在南京东路上再次鼎足而立，展开激烈竞争。
贰 宝大祥 在“宝”字上做文章
丁丕山和柴宝怀两人在创办宝大祥时，对店名特别重视。他们当初创办协大祥时，店名为什么取“协大祥”？“协”是同心协力；“大祥”则含有“大吉大利”之意。现在给新店取名，“大祥”两字不能少，但前头加个什么字呢？想来想去，还是丁丕山脑子灵，他一拍脑门说：“有了，你老兄的名字当中的“宝”蛮好的。“他咬文嚼字地解释：“宝者，宝贝也，珍宝也!”柴宝怀一听，也觉得“宝大祥”这个店名叫起来响亮，听起来悦耳，寓意又深刻。
后来，宝大祥在“宝”字上大做文章。如商标上、悬匾上都围绕“宝”字加以发挥，分别印上“斯宝大祥”、“宝藏兴焉”、“招宝进财”等字句。并且在八仙桥新号天棚下，悬挂了一个镜面大悬匾，上面刻有“招宝进财”图案，还有五个从小到大的元宝连成宝塔状，两个小孩子在元宝顶端手执彩旗跳跃舞蹈，绣旗上也刺有“招财进宝”的吉利话。而发票上印“斯宝大祥”图案，象征来宝大祥购买衣料有吉祥之兆。所以，办喜事的顾客大多乐意光顾宝大祥。以至民谚流传“嫁囡(女儿出嫁)要到宝大祥，备嫁妆、送新娘，床上身上都像样!”甚至还有用作歇后语的，如：“旱涝保收--宝大祥”，“笃定泰山--宝大祥”等。
叁 陈毅市长要保留这块金字招牌
丁丕山和柴宝怀办宝大祥布店时，都已年过半百，早先又有过“用人不当”的教训(错用孙琢璋这个野心家)。所以，在选择谁来当宝大祥经理时斟酌再三。两人最后一致选中既是贤徒又是同乡的丁方镇。
丁方镇果然不负两位前辈的期望，他把原来棉布店单纯经营布匹，逐步发展为经销各种绫罗绸缎、呢绒、土布、夏布、丝棉、驼毛、绣品、花边、床上用品、钮扣等。其经营范围远远超过同行而名列全市第一。他还设立成衣部、顾绣部、送货部、邮寄部、代客定制加工各色服装和手工刺绣,使宝大祥的营业额跃居“三大祥”之首,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对外业务还扩展到东南亚、欧美等几十个国家。
1955年，丁方镇为了响应公私合营，毅然决定把个人的38000元储蓄拿出来充实宝大祥的资金。陈毅市长闻讯后，亲临宝大祥视察，对丁方镇的爱国举动大加赞赏。丁方镇感激万分，即兴赋诗一首：“布业公私庆合营，个人前途更光明。声声爆竹连天响，鼓舞欢欣惬众情!”陈市长听了，风趣地用四川话称赞：“要得!要得!你不仅是生意人，还是诗人啰!”陈毅市长还询问丁方镇：“公私合营后，宝大祥的金字招牌还要不要？”丁方镇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不要!”陈市长哈哈大笑说：“你误会了!你误会了!”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宝大祥在上海人民心目中有很深的影响。我看宝大祥三个字可以继续用下去。只要前面加上'公私合营'四个字就可以了。”
肆 丁大富跳出樊笼创办新信大祥
信大祥开店时，丁大富对“信大祥”的店名有过异议。认为既然这爿店是以他的名义开的，就应该把店名取为“富大祥”(用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但孙琢璋坚持非用“信”字不可。说什么“信者，诚信也，信任也，这是我孙某对你的信任。”但丁大富心里明白，孙琢璋的“信字当头”，是叫他信守：“信大祥必须无条件服从协大祥”的诺言。但苦于资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只好委曲求全。
然而使丁大富不能容忍的是，他名为经理，却处于协理陈维贤(协大祥的股东，孙琢璋派他来监督丁大富)掣肘，如商店的业务不准擅自发展；进货要通过协大祥；信大祥到协大祥借货，协大祥可以拒绝，而协大祥向信大祥借货，则必须罄其所有。受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致使信大祥连年亏损。后来，信大祥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从小东门搬到福建中路128号，但经营业务仍然受到协大祥的控制。丁大富忍无可忍，找当时担任宝大祥经理的师兄丁方镇商量对策。丁方镇为人正直而有同情心，想帮助师弟跳出樊笼另开信大祥，但又怕丁丕山、柴宝怀两位董事长不答应。于是陪丁大富去求情。当丁、柴知道丁大富是受孙琢璋利用而做出对不起宝大祥的事。两位前辈豁达表示不计前嫌，并同意丁方镇帮助丁大富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
1938年8月，丁大富在师兄丁方镇的资助下，终于跳出孙琢璋的控制，在南京东路614号开设新的信大祥布店。从此，丁大富得以施展经营才干。他借鉴宝大祥以“宝”招财的经验，在“信”上下功夫，做生意讲信用，对顾客讲诚信。加上新地址处南京东路浙江路繁华地段，容易吸引南来北往的顾客。到了1948年，信大祥的营业额赶上了协大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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